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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格致中学学生党校学习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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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者:校信息中心   更新时间:2008-03-16   查看次数:1867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需要,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势力侵入中国,中国的社会结构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人民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其中主要的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但都相继失败了。历史证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由于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都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
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国产生了无产阶级,而且在不断发展壮大,到1919年产业工人已经发展到200万人左右。无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
    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4月,俄共(布)西伯利亚局派维经斯基等一行来华,了解中国情况,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他们先在北京会见了李大钊,后由李大钊介绍到上海会见陈独秀,共同商谈讨论了建党问题,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从5月开始,陈独秀邀约李汉俊、李达、俞秀松等人多次商谈建党的问题。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以后,开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动。为了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建党思想,1920年9月,上海发起组把《新青年》杂志(从八卷一号开始)改为党的公开刊物;同年11月,又创办了《共产党》月刊,在全国主要城市秘密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党刊。新青年出版社还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以及多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通俗小册子。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又创办了一批面向工人的通俗刊物,在上海有《劳动界》,北京有《劳动音》和《工人月刊》,济南有《济南劳动月刊》,广州有《劳动者》等,对工人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教育。在此基础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深入工人群众,举办工人夜校,建立工会组织。各地还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发展了一批团员,青年团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和后备军。
    1921年3月,在俄共远东局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和支持下,召开了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会议,发表了关于党的宗旨和原则的宣言,并制定了临时性的纲领,确立了党的工作机构和工作计划,表明了党组织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工会、行会、文化教育团体和军队的态度。这次会议为党的成立作了必要的准备。维经斯基回国不久,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等到上海。他们建议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党的发起组在李达的主持下进行了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并向各地党的组织写信发出通知,要求各地选派两名代表出席大会。来自北京、汉口、广州、长沙、济南和日本的各地代表7月23日全部到达上海。
1921年7月23日-31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周围五百余里。这里的有利条件是: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还可利用两省敌人既要互相争夺地盘又要各自保存实力的矛盾;党和群众的条件较好,大革命时建立过党的组织、工会、农会和农民武装,党和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还保存着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地势险要,幅员广大,有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具有为红军初期发展提供给养的经济力。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湘赣两省乃至于湖北。因此,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既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全国革命走向高潮。 
  毛泽东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在芦溪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七百余人的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1团,辖第1、第3营和特务边、军官队、卫生队;在部队中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委委员会统一指挥;确立官兵平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十月三日,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通过地方党组织争取当地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接着,在井冈山北面山脚的茅坪,设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于十月底到达井冈山的茨坪。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部队在井冈山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深入发动群众,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十一月攻占茶陵,建立了党的县委、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为主席)和赤卫大队。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酃县党的组织活动。一九二八年一月,部队占领遂川,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在遂川,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井冈山区和宁冈、永新、遂川、茶陵、酃县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2团。二月,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于二十一日在砻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农兵政府。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成。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二万五千里长征。它那传奇式的牺牲和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它激励着一个有12亿人口的中国朝着一个无人能够预言的未来前进。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是举世无双的壮举,它像一条永远铭刻在地球上的红飘带,成为人类坚定无畏的象征。
从1934年10月16日红军在江西渡过于都河,直至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中国工农红军从江西到陕北,历时两年整,行程上万里,其间经过无数次激烈的战斗。几乎平均每天就有一次遭遇战,路上行军一共368天,余下来的100天大多都在战斗中渡过。据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统计:红军一共爬过了18条山脉,其中 5条终年冰雪覆盖;渡过24条河流;经过12个省份;占领过62座城市;突破10个地方军阀组织的包围,此外还打败或躲过追击的中央军。平均每天行军71华里,一支大军及它的辎重要在一个地球上最险峻的地带保持这样的平均速度,可说近乎奇迹。
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最残酷的一仗
 自1930年冬到1933年夏,蒋介石在江西连续发动四次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均告失败。他接受了过去的教训,改弦更张,放弃了长驱直入的作战方式,调整部署,采取"稳扎狠打,步步为营,修碉筑路,逐步推进"的办法,企图构成包围圈,断绝苏区物资来源,迫使红军进行阵地战来比力量拼消耗。对红军来说,屡战屡败的蒋介石这点伎俩其实算不了什么。只可惜此时红军已失去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领导,被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所把持,红军最终被逼上了远征的道路。1933年
9月下旬,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军队和200余架飞机,对红军各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他任命顾祝同为北路军总司令,以陈诚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率领第三、第六两路军由北向南进攻苏区;同时以重金收买陈济棠为南路军总司令,出兵两个军封锁江西、广东边境。以所谓政治围攻、文化围攻、经济围攻、交通围攻,配合近百万兵力的军事围攻。红军由于受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放弃了最拿手的机动灵活的战术,与敌人打阵地战,只能局促回旋于堡垒之间,造成被动之势。而国民党军队依靠兵力优势,五里一推,十里一进,给苏区增加了不少的困难。陈诚、薛岳部逐渐占领了广昌、兴国等地,迫使红军退至白水、头陂构筑工事。蒋介石看到红军采取打正规战和他拼火力,越发起劲了。他又调来重炮兵到江西配合他的10个纵队近30个师兵力加紧进攻,9月底,又攻占了宁都等地,红军遭受了重大损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第1、3、5、8、9军团,连同后方机关共86000余人分别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于都等地被迫开始突围长征。其中1军团19880人,3军团17805人,5军团12168人,8军团10922人,9军团11538人。此外,还有两个独立纵队:军委纵队4695人,中央纵队9853人。经过20多天的作战,红军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三道封锁线。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于11月20日任命湖南军阀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25个师的兵力,分五路追剿红军,同时令贵州“剿共”总指挥王家烈派出主力部队到湘黔边界堵截,企图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并手谕前线各部队:“力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红军长征一开始就遇到了长征中最残酷的一仗:湘江战役。
敌人利用宽阔的湘江构成了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前有湘江拦阻,左有广西军,右有河南军,后有中央军和广东军阀穷追不舍,处境万分险恶。25日,中央军委发布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令中央红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第四道封锁线。26日,红1、3军团主力迅速前进,先头部队红2、4师各一部于27日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抢渡湘江,至当日晚,红军已控制了界首至屏山渡之间60华里长的湘江两岸。此时,军委纵队距最近的湘江渡河点只有80多公里,如果轻装急行军,一天即可赶到。可是,由于山路狭窄,加之后续部队携带着从苏区运出的大量物资,行动迟缓,每天只能走二三十公里,宝贵的机会白白地丧失了。11月29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狭路相逢勇者胜。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至当日17时,我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
5昼夜,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4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红军也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红军会成为“石达开第二”吗?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地位。这时蒋介石又集中约40万兵力向遵义地区进逼,而这时中央红军只有3.7万人,面十分严峻。为摆脱敌军,红军决定迅速北渡长江,向川西或川西北挺进。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开始北上,分三路纵队向赤水方向急进。由于敌先我占领赤水城,我攻城未果,军委决定首先集中主力围歼尾追的川军4个团。由于敌情变化,我未能全歼敌人。为避免被动,军委决定撤出战斗,西渡赤水,向古蔺南部地区前进,寻机北渡长江。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主力分3路纵队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但此时敌人已在长江北岸部署了36个团的兵力,全力堵我北进,各路敌军形成一个大包围圈向我逼近。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暂缓执行北渡长江的计划,改向扎西集中。2月10日,正当国民党主力大部被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地区敌人兵力空虚之机,军委决定避实就虚,调动敌人,转兵东进,再入黔北,寻机再打击尾追的薛岳集团。2月18日至21日,中央红军由太平渡、二郎滩等地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挺进。24日我占领桐梓县城,准备夺取娄山关。娄山关是贵州北部大娄山中最重要的山口,是当时四川通往遵义的唯一通道,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贵州军阀王家烈在此部署了4个团的兵力,25日早晨,红3军对娄山关发起猛攻,经激战,于当晚攻占了娄山关。敌为夺回阵地,调集了约6个团兵力疯狂反扑,但都被我英勇的红军将士击退。在红1、3军团的打击下,敌仓惶南逃。为了不给敌以喘息之机,红1、3军团不顾疲劳,继续向遵义方向展开了追歼战,重占遵义城,黔军弃城南逃。此时,向遵义增援的敌吴奇伟的两个师孤军冒进,我果断抓住了战机,红
1军团以勇猛的行动直插吴奇伟的指挥部,敌一部惊慌逃过乌江,并砍断浮桥,敌尚未渡过的1000余人和大批军用物资被我俘获。红2军团也于黄昏歼灭敌59师大部,遵义之战胜利结束。
3月初,敌又重新纠集兵力,向遵义进攻。我军于3月10日放弃遵义。为调动敌人,寻找战机,16日,红军在茅台及其附近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向古蔺方向前进,敌为防止我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前堵后追。就在敌再次扑向川南将要对我形成包围之际,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又突然掉头向东,于3月21日在二郎滩、太平渡一线四渡赤水,向南迅速渡过乌江,直逼贵阳。就在蒋介石手忙脚乱调兵保卫贵阳之际,红军已乘虚进军云南,随后巧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战役中,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正确指挥下,将运动战的特长发挥得淋漓尽致,在5天之内取桐梓、夺娄山关、重占遵义城,共歼敌20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红军长征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毛泽东经过娄山关,被山势的雄浑和红军将士的英勇所感动,赋词述怀:“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中央红军北渡金沙江后,在会理地区进行了休整,并召开了会理会议,决定继续北上,同红四方面军会合。随后,红军绕过西昌,向大渡河兼程急进。与此同时,蒋介石为防止我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面电令川军阻止我红四方面军南下,一面令薛岳部迅速渡金沙江北上,同时令杨森部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妄图利用大渡河的险峻,使中央红军成为"第二个石达开"。
1935年5月24日,中央红军通过大凉山后冒着大雨兼程北进。担任先遣队的红1师1团急行军80余里,首先赶到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以迅猛的动作消灭敌守军两个连,夺取了一条宝贵的渡船,控制了渡口。大渡河是岷江最大的支流,两岸峭壁林立,水流湍急。当年,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就率数万大军进抵大渡河南岸,在安顺场渡口陷清军重围,最后全军覆没。如今,中国工农红军又来到这里,能否渡过大渡河,关系到数万红军将士的生命。安顺场渡口宽百米,恶浪翻腾,河对岸有川军第5旅的一个营防守,并已构筑了工事,而红军只有一条小船,一次投入的兵力太有限了,但军情紧急,别无选择。红1团精心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了渡河突击队,为加强火力将机枪连和军团炮兵营集中到渡口,并抽调红军著名的神炮手赵章成和"红军团"的三个特等射手,用两门迫击炮和数挺重机枪进行支援。红军先遣队司令员、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和先遣队红1军团政委聂荣臻也亲临一线指挥。5月25日晨,素有开路先锋之称的红1团在团长杨得志的指挥下,开始强渡大渡河。在红军炮火支援下,一叶小舟载着第一批9名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在惊涛骇浪中向对岸冲去,这一惊心动魄的场面,只有超凡的红军战士才有如此的勇气。小船终于靠上了河对岸,勇士们攀上了陡峭的河对岸,在我炮火的支援下冲进敌工事,与迅速到达的第二船勇士一起,一阵猛烈冲杀打退了敌人,控制了渡口。敌人视为插翅难飞的天险大渡河终于被红军打开了一个缺口。但由于安顺场水流太急,无法架桥。25日一整天,仅红1团还未全部渡过河,而敌薛岳部正向大渡河昼夜急进。26日,军委决定改向西北,争取并控制泸定桥渡河点,以取得战略胜利。27日,红4团在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率领下,以强行军的速度,向泸定桥方向飞奔。山路泥泞,天降大雨,又不断遭到敌人袭击,红4团以顽强的意志,强行军160公里,于29日晨抢在敌援兵到达之前赶到了泸定桥。泸定桥位于四川省泸定县,是一座著名的铁索桥,桥长100多米,宽2.8米,由13根碗口粗的铁索组成,桥身有铁链9根,上铺木板以作桥面,其余4根在两侧作为扶手。但此刻,面对红4团将士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桥面的木板已被敌人拆去,桥下是汹涌泡哮的河水,对岸就是泸定城,敌川军第4旅第38团一部早已筑好了工事,黑洞洞的枪口指向泸定桥。但是红军总能创造惊人的奇迹。下午4时许,在全团司号员激昂的军号声中,夺桥战斗打响了。各种轻重火器向对岸发出密集的弹雨,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的突击队攀上铁索,向对岸爬去,在敌人的枪弹中,有人中弹掉下桥去,但突击队员仍顽强地一步步接近对岸,后续部队则一边铺木板一面跟进。敌在桥头燃起大火,但也未能阻止我突击队员,他们穿过熊熊烈火,迅速消灭了守桥之敌,并支援后续部队攻占了泸定城。飞夺泸定桥的成功又一次使红军转危为安,摆脱了敌人的追击。至6月2日,中央红军主力全部由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
爬雪山、过草地
中央红军占领泸定城后继续北上,于1935年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随后翻越了长征路上第一座大雪山——大金山。红军大多来自气候炎热、潮湿的南方亚热带地区,好多人以前从未见过大雪山,更不用说爬了。一开始见到雪山,的确非常壮观。白雪皑皑,一片银色,雪连天,天连雪,全是雪的世界。可真正爬起来,却一点也不觉得美了。大金山被当地老百姓叫做神仙山。他们告诉红军,只有神仙才能登越大金山。如果你能在山上张开嘴,山神就会把你掐死。总之,大金山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山。鸟儿都飞不过去,人最好是别靠近它,但无畏的红军却偏偏要与命运抗争。
到了大金山的跟前,从山下就可看到覆盖山顶的大雪,而且看上去这一大片一大片的积雪并不远。开始人们根本意识不到要爬这么高。数月行军,粮食不足,人也筋疲力尽。爬山起初似乎还很顺利,后来突然进入了冰雪世界。雪山刺得人们睁不开眼睛,又没有路,人们在冰上滑行,摔倒了,要站起来,浑身无力,有的就这样永远地躺倒在雪山的怀抱里了。
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总兵力达10万余人,士气高昂。但张国焘却以种种借口延误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并以改组党中央和红军总部相要挟。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并争取张国焘本人,党中央于7月18日发出通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随后又对红军序列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左路军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右路军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党中央、中央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20日,中共中央局在毛儿盖召开会议,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决定以主力迅速占领洮河流域地区,并以此向东发展取得陕甘。随后,右路军进入茫茫的毛儿盖大草原,这又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大挑战。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在她的著作《伟大的道路》中勾画了这一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地带:"大草地位于康藏交界地区的高地上,一望无垠,广袤达数百英里,全是没有路的沼泽地带。走了一天又一天,极目四顾,红军所看到的,除了无边无际的野草外,没有别的东西,而野草下面则是浑水深达数英尺的沼泽。死草堆上又长出了大片野草,谁也说不上是不是几百年来就如此。大树小树一概没有,看不到鸟类飞翔,听不到虫声唧唧,甚至连一块石头都找不到。这里什么东西都没有,只有无边无际的野草,夏天任凭狂风暴雨冲打,冬天任凭大雪覆盖。天空永远密布乌云,把大地衬托成灰暗而阴沉的地狱。"红军走出草地的时候,只剩下一支褴褛不堪、瘦得只有骨头架子的部队。成千上万的人咳得喘不过气来,可是它还能一师又一师地击败军阀部队,称得上是世界上最顽强、最结实、最有政治觉悟的老战士,是历史上一支无与伦比的坚强队伍。红军将士以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精神,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历尽艰辛,终于在8月底以前到达班佑、巴西地区,左路军也于8月20日经过草地到达阿坝。班佑以东的上下包座位于松潘北部,群山环抱,地势险要。守敌胡宗南部独立旅第2团凭借山险林密,筑以集群式碉堡,构成一个防御区,卡在红军进入甘南的必经之路上。胡宗南发现红军过草地北上,急令第49师由松潘以北的敌人支援包座,并在上、下包座至阿西一线堵截红军。消灭包座之敌,开辟前进道路,是摆在右路军面前的迫切任务。徐向前主动向党中央建议,攻打包座的任务由第四方面军部队来承担,并准备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法,求歼包座和来援之敌。29日黄昏,部队发起攻击。经一夜激战,红军扫清外围据点,残敌退入大戒寺后山碉堡负隅顽抗,等待援兵。为诱敌来援,红军对其围而不攻。30日夜,援敌49师先头部队291团进抵大戒寺以南,为诱敌深入,红30军以264团略作阻击便且战且退,至当日下午,敌49师全部被诱入我伏击圈内。下午3时,我军向敌人发起总攻,隐蔽在山上的红军将士一齐向敌出击,敌49师被分割成3块,首尾不能相顾。刚刚走出草地的红军英勇拼杀,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敌人。经七八小时的激烈战斗,我军终于在当晚将胡宗南的第49师全部歼灭,敌师长伍诚仁受重伤后跳河自杀。固守在大戒寺后山高地的300余敌人,见大势已去,在我军政治攻势下全部缴械投降。此役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一个大胜仗,我军歼灭包座地区守敌及援敌49师的大部,共毙、伤、俘敌50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50余挺,长短枪1500余支,还缴获了红军急需的牦牛、骡马、粮食、弹药等军用物资,扫清了红军北上的障碍,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通道,使敌企图把我困在草地的阴谋彻底破产。
张国焘阴谋分裂中央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的实力大大增强,又有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局势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多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多人,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起来。两河口会议后,身为红军总政委的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仍暗中酝酿南下四川、西康。8月初的夏洮战役计划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右路军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直接率领下,从
8月21日开始过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然而,张国焘却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他背着中共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以武力分裂和危害党中央。为了贯彻北上方针,并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毛泽东立即召集周恩来、张闻天和博古等人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1、红3军团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了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9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并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先行北上。与此同时,蒋介石集中130个团的兵力对湘鄂川黔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围剿",11月19日,红2、6军团共17000余人向湘黔边转移,继续长征。
进军大西北
1935年9月13日,红1、3军团和军委纵队从俄界、罗达地区出发,继续北上。部队冒着雨雪交加的严寒,沿着白龙江源头险峻的山道,进入甘南境内。此时,甘南的敌人只有鲁大昌的第14师及王均的第3军第12师。我红1方面军主力乘虚急速前进,于16日击溃敌14师一个团,逼近天险腊子口。腊子口位于甘肃境内,是四川通往甘肃岷县的必经之路。隘口只有30多米宽,两边是千丈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沟,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这是进入腊子口的唯一通道。鲁大昌在此部署了两个营的兵力,桥头筑有碉堡,从山口往里,直到岷县,还纵深配置了3个团的兵力,不消灭该敌攻占腊子口,红军就无法前进。因此,毛泽东同志亲自定了攻打腊子口的方案。具体任务交给了红4团。这支英雄的部队与红1团一起在长征中一直担任着开路先锋。当晚,红4团一部向腊子口发起进攻,但由于地形不利,几次进攻均未奏效。4团当即调整部署,决定正面由政委杨成武指挥,用一个连的兵力疲惫与消耗敌人,并乘机夺取木桥,另派两个连,由团长王开湘率领,沿右岸的峭壁迂回到敌人的侧后,协同正面的部队歼灭守敌。战斗紧张而激烈。敌桥头堡前,纷飞的弹雨和敌人扔下的手榴弹构成了一张严密的火网,担任正面进攻的6连始终接近不了桥头。与此同时,担任迂回任务的1连和2连,由一名苗族战士带领,沿峭壁攀藤而上,悄悄爬上石岩峭壁的后坡,似神兵天降一般对敌发起攻击,敌人措手不及,在我两面夹击下,狼狈逃窜,红军乘胜穷追90余里。这一仗,不但打开了腊子口,还缴获了数十万斤粮食和2000斤食盐,这对于当时刚出草地不久的红军来说,可谓无价之宝。
突破腊子口是红军进入甘南的关键一战,聂荣臻元帅曾对此评论说:“腊子口一战,北上的通道打开了。如果腊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毛主席在他的著名诗词《七律·长征》中写道:“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滂浡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红1方面军主力通过腊子口后,继续北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吴起镇。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此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告红军主力长征胜利结束。
然而,蒋介石却不甘心失败,9月26日,他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的作战。10月28日,国民党西北"剿总"调整部署,以5个师的兵力,采取东西对进、南进北堵的作战方针,企图围歼我于洛河以西地区。当时,我1方面军只有1万余人,而敌东西两路共有3万余人,而且装备精良,形势是十分严重的。能否打破敌人的这次围剿,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红军今后的命运。10月28日,敌西路第57军开始东进,11月初占领太白镇,但此后半个多月,该敌徘徊不前。为调动敌人,我红15军团81师一部加紧围攻甘泉,敌果然上当,第57军迅速东进。11月20日晨,敌109师在飞机的掩护下,分3路沿葫芒河南北山地向直罗镇推进。16时许,敌人大摇大摆地进入了直罗镇。我红1方面军首长立即抓住敌孤军冒进的有利战机,于当日上午10时定下了21日消灭直罗镇一带之敌一至两个师的决心。当晚,我红军主力将直罗镇包围。21日晨,红1军团由北向南,红15军团由南向北,对敌发起进攻,枪炮声响彻山谷。敌从睡梦中惊醒后四散奔逃,但在红军的严密包围之下,左突右冲就是出不去,战至中午12时,敌大部被歼,只有师长牛元峰带领500余敌人逃入镇东南高地一土寨内,固守待援。因寨墙坚固,山势陡峭,我屡次攻击未奏效,为避免无谓的牺牲,我1方面军首长决定由红15军团一部围而不攻,集中红军主力准备打敌援兵。22日上午,敌西路第67军111师东援直罗镇;23日,敌东路117师、107师也企图解109师之围,但都被我击退。西路之敌军见东路被阻,失去了前进信心,军长董英斌率第106师、第111师及军部向太白镇逃跑。红军立即分3路展开追击,并于24日在张家湾至羊角台途中将敌第106师617团歼灭,其余敌军退入太白镇。此时,被围困于直罗镇东南土围寨中的109师残部,见援兵无望,遂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第二天清晨,我15军团发现敌逃跑后跟踪追击,于上午将残敌全部歼灭,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直罗镇战役,红
1方面军共歼敌1个师另1个团,迫使敌第57军退回陇东,第67军117师后退,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剿。毛泽东同志在评价这次战役的影响时指出:"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永远的红飘带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从1934年
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25000里,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从此,开始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长征,它将成为人类历史上坚定无畏的丰碑,它永远是铭记着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精神的地球上的红飘带。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进行反共摩擦的同时,在政治思想上也加紧进行了反共的步伐。在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环境下,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抗日的民主团结,为了给中国人民指出正确的革命道路,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攻,毛泽东在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批驳顽固派反共谬论的同时,丰富和完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向全国人民阐明了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路线和纲领政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出发,毛泽东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他指出,中国现实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具体来说,从革命的阵线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已经不是旧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革命的领导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已经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不再是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这种历史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从1919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从革命的前途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指出,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但是,想要在这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走不通的”。
毛泽东的这些著作还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
最后,毛泽东的这些著作还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人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认为,“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把民主革命区别为新旧民主革命,并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基本政策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论述,使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前途,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开国大典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1949年10月1日下午8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公告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宣读公告后,举行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时期。
建国初期的“三反”运动
1951年12月至1952年10月,中共中央领导全党,发动全民,在党、政、军、民机关内部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这是刚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自觉地清除自身腐败现象的成功之举。这场运动开创了50年代良好的党风、政风,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共中央决定在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个已经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能够号召人民群众在自己掌握的报刊等舆论工具上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公开批评,这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而这个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
1950年4月19日,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精神风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风貌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领导着全国政权的大党,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的威信的提高,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情况的产生,我们就容易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指出,人民群众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建议,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的重要步骤。中央还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要反对对于群众的批评置之不理和打击报复的官僚主义态度,而要采取热烈欢迎的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以便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
《决定》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而1950年4月19日,无疑将作为党的建设史上光荣的一天而载入史册。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1949—1952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一方面,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武装力量,剿匪镇反,召开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各级人民政权,健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另一方面,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将官僚资本企业收归国有,统一全国财经工作,完成新解放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建立新民主主义经济。到1952年底,重要的工业企业、银行、铁路等国民经济的命脉,已掌握在国家手里,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随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到1956年底,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科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至此,基本上结束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我国开始跨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新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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